中外专家热议中华文化“出海”如何过好“翻译关”
二战时在广西，每十天有「趁墟」之盛，农民带产品集中一处销售，既是产品市场，也是他们的劳力市场了。
麦金农教授提到，1992年他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时候，中国的银行体系非常脆弱，坏账率很高，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少。升值的确可能会带来出口行业部门的收缩，但是升值对于进口行业的影响却是模棱两可的，因此，债权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升值的行为对贸易余额的影响无法判定。
中国名义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也达到11.47%。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具有更强健的银行体系以及更强的公共财政基础。用微观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的对贸易盈余的弹性理论来解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真实相对价格变动，会减少贸易盈余。具有人民币负债的私有中国银行与中国的金融机构将不会持有持续增长的美元索取权然而，如果升值已经被预期到，那么在汇率升值就不会在短期内降低通货膨胀。
从中国在2005年退出了稳定的固定汇率管理机制的实例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在2005年7月21日之后到2008年7月，人民币汇率屡攀新高。进入专题： 产业升级 。
其实，早前我对经济特区或开发区的发展模式也有过初步异议，这里不便多述。同时，随着国际化的进程，分工合作是未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所趋，那么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的商业群体优势已经不在，很多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商业群已经渐次转移到东南亚比如越南等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区域了。而最坏的结果则是——正如自由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所言——假使经济力量加入政治力量，权力的集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失去了根本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的经济特区或开发区将何去何从？显然事关国运民生。
最简单不过的一个道理便像农业生产一样，把热带物种移栽到北方寒冷的地域就很难成活，把北方的冬小麦挪种到南方多水、高温本适合水稻的地区也决不会高产。但是，今天，提高国民（工人）收入已经纳入中国经济可否持续再发展下去的范畴了，中国人也再不能继续给世界打工业已成为国人共识。
今天，为挽救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下去的颓势，管理层出台类似《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等经济应对措施，无异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寄希望于借助先前的开发区或特区成功模式在再神州大地上竖起一座经济丰碑，不说是异想天开，至少也不会事如人愿。这段话的意思，如果简而言之便是，如果一个政府时刻参与到经济行为中便容易造成集权制。正好机会来了，要改革开放，那些原材料和制产品借助于便捷的交通（比如海运），就能廉价得到原材料，又能顺利运出港口。如果，政府管理层要想治理好这个国家的经济，最好的打算，莫过于还原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在经济中的身影彻底离开（比如国字头企业、垄断型企业），去扮演好一个服务者的角色，让我们的经济真正的自由、公正起来，这才是解决中国未来发展之大计。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说，明年发展改革委将抓紧编制和出台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成渝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和促进中部崛起、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等地的发展规划，提出进一步促进经济特区发挥作用的对策建议。事实上，先前的经济特区或开发区模式取得成功，或者说取得一定经济成果上的建树，得益于国门大开，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外国产品想进来，中国生产的低端产品也急着走出国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部经济差异的根本原因也就在于这些。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在绝大程度上违反经济自由发展规律，政府干预型经济体，不但行政成本较高、易滋生腐败，比如在信贷问题上、在项目审批上，政府四处阴魂不散，所谓商业发展不能自由，到处是红顶商人，我们今天看到的官商勾结便如此。
今天广浙一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群大肆倒闭、工人返乡，已经为当前经济调控的管理层所注视，那么问题绝非简单到受美国金融危机风暴影响那样，即使没有美国金融风暴波及，中国南方经济群或许可能多苟延残喘一时，终究像水中花、镜中月一般，发展到如今的经济特区模式业已穷途末路，这美丽的泡沫破灭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又鉴于，国际贸易多边化或者我们常说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我们看到的是国际分工合作的产物，中国的过剩廉价劳动力，提供了适合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的商品生产，于是，早前的经济特区或者开发区的诸多产业都大抵建立在上述基础之上的
相反，亚洲一些国家货币体系的困境或崩溃反而促使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将海外投资更多地从亚洲其他国家抽调出来改为向中国投资。2007年我国与这几个经济体的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9000亿美圆，占比近42%。
不仅如此，中国人民银行11月17日发布的《2008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住房交易量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房地产等领域面临回调压力，可能影响诸多行业。如果再联想到2005年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在贡献率中的比重一直高达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数据（2005年为24.1%，2006年为19.5%），我们还能对因我国与这些最大的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可能出现的大幅度萎缩而导致的进出口严重态势的前景持盲目乐观的态度吗？显然是不行的。所以说，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不是一场灾难，相反可能还是一个机会，一个对外吸引外资，对内加大投资，加快建设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经济的极好机会。在此期间，政府除了加大财政投入外，还先后一共发行了各类国债数千亿元，上马了约1000多个有关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与我国许多行业产能过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十年前，1999年我国的消费率贡献率为74.7,拉动GDP5.7个百分点，而当时投资贡献率仅为23.7,仅拉动GDP1.8个百分点。为此，在入世后不到一年时间里，中央政府和省市自治区政府先后分期分批总共清理和废除了上百万件的有关旧经贸制度的红头文件。
（2000年时我国内地与东盟贸易仅为400亿美圆不到，仅比与台湾省的稍高些，远低于与香港的贸易额）因此，那场危机对我国当时的对外贸易发展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和对照就可以发现，与十年前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相比，这次的规模巨大的刺激经济发展的十项措施，除了投资总额增大许多并增加了安居房建设、部分农业补贴和以及减税等措施以外，可以说在投资领域和范围上与十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在对一些文教卫生和民生环保等方面支出的表述上还没有上次的那么清晰和直观。
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对于拉动钢铁、建材及家电家居用品等产业发展举足轻重，对金融业稳定和发展也是至关重要。而且，这方面的体制改革更需要我们出手要快，出拳要重。
前几天，国务院在宣布恢复实行中断四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又推出了一个高达四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拟通过如此庞大的巨额投资来扩大内需，摆脱是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比如，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美国、欧盟及日本等发达国家丝毫未受牵连。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尽管当时我国在上述两个重大的制度改革期间也发生了不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失误，其中包括官商勾结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等，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的经济正是得益于这两项翻天覆地的经济制度的改革才开始了一个长达近十年并延续至今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最后，我觉得这里最有必要大书特书的是：与这次相比，十年前我们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那就是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中央政府还坚决果断地推行了两项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经济和贸易体制方面的改革。2003年消费率甚至只有投资率的一半稍多些。由于长期滞后，这些急待改革的体制和制度互相牵扯、数不胜数，但如择其要点，这份不完整的体制改革清单则应包括如下几项：以将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以消除社会歧视为目的的户籍与城乡分割制度改革、以实现市场公平为基础的国企垄断制度改革、以发展社会公益为主的医卫、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贯彻言论自由宪法原则为准绳的新闻和出版制度改革、以体现民富国强并重为宗旨的财税制度改革、以提供高效廉洁公共服务为目标的政府体制改革、以崇尚司法独立宪法原则为基础的司法制度改革、以还权于民为方向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以及以思想解放为前提的意识形态和观念改革…… 进入 史啸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华尔街风暴 。
后经采取措施，消费率开始逐渐回升，2006年也只回升到39.2。我国上一次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起于1998年并一直延续至2004年。
这些年里，城乡差距和贫富悬殊程度都在无情地扩大。然而，从第二年即2000年起，随着我国投资规模的不断加大，消费与投资的贡献率开始此消彼长，消费率及其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均逐年下降。
日本则于两天后的11月15日宣布其经济增速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表明其经济也开始步入衰退了。对于前者，当时的中央政府对原有的自我封闭和束缚的经贸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顶住党内外很多批评，甚至是卖国的指责，最后还是痛下决心，全盘接受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规则，逐步但比较彻底地向世界开放了中国的已经闭关锁国了数百年的广大的内地市场，让中国开始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同时也让中国分享到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丰厚利益。
于是人们肯定会很自然地问道：我们这次照葫芦画瓢恢复采用与十年前几乎一模一样的财政政策和投资措施也会取得成功吗？坦率地说，我看未必。自上月美国、英国表示步入经济衰退后，11月13日欧盟也紧接着宣布其经济开始衰退。这还是在我国出口额每年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一个是入世，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另一个则是国有经济全面退出竞争性行业领域，推行私有化改革，扩大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同时对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而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的平均消费率从来就没有低于过70%。
而亚洲（日本除外，主要是指东南亚地区）当时并非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对象。中国消费率如此长期地持续低迷，不仅反映了我国推行的经济发展政策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而且还反映了我国在国民分配制度上存在着巨大的社会不公。
而同期居民消费水平却只增加一倍略多些，而且，占比70%或以上的农村人口本来消费水平就更低，但这几年增加程度连一倍也不到。可见，以扩大投资来刺激经济的政策其实也是一个充满政治风险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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